2014-09-23



语言文字现状与教育考试调整


陈宝泉

本期的《语言舆情扫描》多半的篇幅是反映中学考试英语、语文分数调整情况的。这之前,北京市公布中考、高考改革方案,拟于2016年高考降低英语考分的权重,提升语文考分的权重;同时英语考试社会化,一年两考,取较高成绩。山东宣布明年高考取消听力测验,江苏也传出有关高考英语考试的改革的信息。

尽管这些信息与恢复高考、全国统考或分省考试的调整、考试科目增减、英语考分由参考分变正式分等等相比,不能算更重要,但还是引起舆论热炒。诸多主流媒体、教育界内外人士竞相发声,网上也很是热闹了一阵。“2013年语言舆情十件大事评选”中前三件英语考试降分、小学取消英语课占了两件,前七件中与教育相关的有五件。这是否说明,公众对于语言文字的关注更多偏重于教育主要是教学,而斤斤计较的又是考分?

从收集的内容看,教育界人士的发言、表态基本上还是认真、内行的。尽管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但是大家对于英语、语文教学现状的评价,现实国情背景的分析没有大分歧,只是给出的解决之道不同。比如中小学英语教学应试倾向严重,占用太多的时间精力乃至家长的投入却收效不佳;多数学生学了八九年甚至十多年仍然是“哑巴英语”、“聋子英语”。“全民英语”占用过多社会资源等等都是共识,对于英语教学要改革、中学考试要调整都是认可的。

其中搞英语教学的专业人士、中学英语教师尤其是课外培训机构业者,有些观点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颇。山东临沂一中的一位英语老师强调英语重要性的依据是“我们学校多数学生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出去见见世面”。了解中学教育基本面的人知道,市、县一中往往是地方上集中优质教育资源,学生家长最具强势背景的学校。而教育政策的调整,必须着眼于广大学生、普遍情况与长远发展。一些学者强调英语重要的论据是前辈教育大家、文化大师林语堂、陈寅恪、梅贻琦、钱钟书等都学贯中西,兼具国学、外文的深厚功底。关键是我们基础教育目标难道不是培养大批合格公民,仅仅是为了培养成千上万“大师”?大多数资质不适于成为大师,根本不想去当大师的学生怎么办?我们这种人口大国,如果青少年都去争当大师,没人想去生产、去经商、去搞实业、去当兵,大家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?北京四中的英语教研组长甚至提出,英语考试社会化会“扰乱教学秩序”,“弱化英语是逆历史潮流”,是“把负担推给大学”。“一个人20岁不好好学英语”,以后“成功的机会就很小了”;还把取消小学英语课扣上“剥夺农民子弟学英语的机会”的大帽子。虽说各科教师都强调自己这门课重要是学校教育的普遍现象,但是教育理念僵化、偏颇到如此程度,而且出自北京标杆中学的教学骨干之口,还是令人吃惊。

从收集上来的非专业人士网络发言看,多数网友对于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举措看法大致相同。但是有价值的具体见解却不多,很多是局限于个人经历、体会的发言,甚至“可着头做帽子”,瞄着自家子女长短、个人得失作评价,缺少出以公心,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真知灼见。有的学生感叹自己“语文、数学都不行,学了13年外语,本指望考外语成绩往上拉分的,这下全完了”。还有的媒体发起“数学退出高考”的讨论,居然有七成网友赞成。看来很多人不懂得基础教育要讲“学以致用”,更要讲求“学以致知”的道理。

此次中学考试制度调整的初衷是攻破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格局。我们必须看到形成这一僵局的深刻背景。由于多年来社会快速转型造成的问题积累很深:分配不公、社会阶层固化且差距拉大、城乡二元制改变缓慢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延伸到第二代。家庭对于接受教育的诉求已严重异化,演变成子女将来争抢资源、机会的预期,“有钱有势的想传代,没钱没势的想翻身”。在很多人眼中,国民教育提升国民整体素质的公器性质被淡忘,只剩下个人竞争、家族竞争的工具。教育界,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机构,迎合这一情势衍生出诸多利益链条。一项招生考试标准,哪怕是潜规则,都有高价课外培训,甚至违背常理的娃娃英语班、母婴英语班滋生蔓延。出台教育改革措施就是打破这些利益格局,斩断利益链条,遭遇抵抗、打横炮也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。当然,探索改革之路需要集思广益,所有社会成员的发言权都应该得到保护。问题是讨论能否得出有益结论,收获有利于教育提升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,在于营造出以公心、通览全局、说内行话、讲良心、讲道理的讨论氛围。这有待于公众整体素质的提升,需要媒体的责任心与专业化。比如这一波讨论也有人提出,应试化倾向严重,死记硬背,事倍功半的弊端不仅存在于英语教学,更盘踞于语文教学。调整考分权重仅仅是改革举措之一,后续更深层次的系列改革必须跟上来。这本应是舆论关注的应有内容,也是集思广益,特别是语言专家、教育家、广大教师、社会贤达贡献智慧的重要方面,可惜此类建议不多,或者说没有更多的反映。

语言文字状况是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表现。外语、母语教育取向直接受社会人才观念、企业、机关用人用工标准影响。考试内容、形式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波考试调整的背景是英语过热,效果不佳而国民母语水平欠佳,文化素质欠缺。只盯着考分使得许多教育以外的原因没有得到深究。本次讨论中,有学者强调英语资质,比如托业英语考试成绩重要,是因为众多跨国公司、外资银行在华招募员工的门槛之一就是托业成绩。我们的培养对象更多的是基层劳动者,发展方向是自主创业。当下众多中小学生中有多少人是准备去跨国公司、外资银行就业的,我们的教育能以这个方向为目标么?社会英语热对教育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聘任与晋升。我们建立专业职务制度即职称制度后,始终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程序。评职称的硬杠杠除了学历、资历外,就是外语考试。这之前的职称外语考试多是大学基础课程水平考试,其实每个获得学历、学位的人都在学求期间通过了相应考试。多数人毕业后的工作与外语无关,逐渐淡忘。为了评职称,单位要组织外语培训,个人要拿出时间精力来突击复习再考一遍,考完再忘。为什么不考岗位业务能力,只考外语?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淘汰滥竽充数的假文凭。但这种考核导向难免违背建立专业职务制度的初衷。以媒体编辑职称为例,任职的基本功应该是文字能力,驾驭新闻体裁、做标题的能力,与报道内容相关的法规政策水平与广博知识。中级以上职称还要有组织稿件、配按语、撰写评论的能力。评聘中这些关键素质都不考,只考外语,这是舍本逐末。而晋升考核的取向错误,会导致企业文化不彰乃至行风败坏。

日常生活中外语热的一些乱象还与不遵守《通用语言文字法》有关。比如为举办奥运会,有些城市把街头标牌比如路牌都配上英语,殊不知这是违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ISO标准中“拉丁文字中的中国人名、地名应标注汉语拼音”的国际标准的。公共交通工具自动报站名也添加英语报站,其实大多数线路几年来从没有只懂英语不懂汉语的乘客搭乘。一些进口商品商标、说明书不配置中文标识、内容,甚至一些国产品也是通体洋文,得不到纠正。这些乱象有损国民文化自信的社会心理,也不利于和谐语言文化生活的建设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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